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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篇文章和商学院没有直接相关,但这个项目,哈佛大学的Master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的确与微型金融密切相关,而且申请到它的中国同学基本都来自投行和咨询背景,所以楼主特意转来这里。沈同学的这篇文章让楼主感触很深,许多同学关注名校,大都关注的是名校的关环和它代表的“高质量未来“,但是所以大部分人削尖了脑袋往名校钻的时候,也大都总是在说老子怎么怎么牛,却忘了”你再牛X,也是要对社会和他人有用的牛X“才有意义。开口老子天下第一,避口不谈自己所学所长能有什么用,自己将会怎么用的申请者楼主实在是见太多了。如何做一个”有态度的申请者“,希望与大家共同思考。
微观经济课和宏观经济课上,我左边坐着一个非洲小哥,来自南苏丹,这国家刚刚独立两年。第一天自我介绍,每个人都要分享fun fact,他说的是,在这里我是唯一一个比祖国更年长的人。我们都笑,然后感到心酸。他靠着一个非洲奖学金在美国读了本科,本科毕业恰逢他的国家独立,他回南苏丹领导微型金融,现在又回美国读硕士。几个月前他刚刚加了一个姓,叫Data,好像是因为他的部落,所以现在的名字是Charles Data,上一届的学姐说:“我都想不出来还有什么比这个姓更合适我们这项目。”因为我们项目成天关心的就是数据、经济、数据、经济。关心每天生活在两美元之下的穷人吃些什么,关心要不要给非洲人送免费蚊帐,关心拉美的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 ,关心印度贫民窟里的微型金融,全是穷人的生计,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虽然这个项目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名字叫Master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别人问我在读什么,我报学校的名字,十有八九他们会回应说:咦,你要从政啦。哟,瓜瓜的学校。我只好说,我那个项目和瓜瓜的不一样的,我那个是给穷逼读的,我项目该改名叫“亚非拉人民力量大”。
据说人类有一个宏伟的梦想,要解决世界上所有的贫困问题。据说联合国对此有一个宏伟的蓝图,叫千年发展目标,要在2015年之前把世界贫困人口减少一半。据说我们这个硕士项目就是这计划的一部分。现在2015年快到了,非洲非但没有变富,而是更穷,拉美没有变富,只是原地踏步。幸好世界贫困人口减少一半的目标已经实现,可惜脱贫的那一半世界人口全都来自中国。
我的右边坐着一个伊朗女孩,穆斯林,头巾盖着头发,名字好听极了,Masoomeh,美苏美。她的美国签证迟迟办不出来,所以到学校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学三周。她是班上最美的女孩,恐怕也是我此生见过最美的女孩。我坐在她身边常常感到不安,为了那么文静的手,那么优美却沉默的嘴,为了头巾下面的裙子,裙子下面的长裤,长裤的尾梢露出一小截脚踝,白得透明。我想这大概是穆斯林心中的女神,一种让旁人窒息的美,于是人人觉得应该用头巾把她盖起来,以免扰乱人心。她大概来自非常富有的家庭,每天翻着花样穿得炫目极了,衣服是锦绣的绸缎,头巾总是搭配衣服的哑光色,一身富贵。因为她还未婚,所以总和另一个已婚的伊朗女孩(不戴头巾的基督徒)同进同出,算作她的“监护人”。有一天韩国的小哥眼巴巴地看着她,忍不住说,美苏美怎么那么好看,那么好看。我推推他,提醒他不但结了婚,他老婆也在我们学校读另一个项目的硕士。
人类有一个宏伟的梦想,要解决世界上所有的贫困问题,还有所有贫困衍生出来的问题,水、艾滋病、基础教育、等等等等。所有来报名这个硕士项目的学生都是被这个梦想所感染,学生中一大半来自发展中国家,实现脱贫就是改善祖国;一小半来自欧美,来自欧美的大都是疯子,大学毕业跑去印度肯尼亚东欧的穷乡僻壤一呆好几年,做田野研究做人道援助,这些人的眼神总是太纯洁太坚定,像小孩子的眼睛,目光似箭。
同学里有一个塞舌尔人,不但是这个项目历史上唯一的塞舌尔人,也是大学三百多年历史上第一个塞舌尔人,那小小八万人岛国中的第一个。塞舌尔人来过中国,因为华为想卖给塞舌尔一根海底电缆,架通塞舌尔和非洲大陆。塞舌尔说,那次中国之旅对他影响甚大,因为啊他在中国农村的小饭馆里见到了个女招待,十七八岁,是他此生见过最美的女孩。有个乌拉圭女孩,是一档经济类脱口秀的节目主持人。有个格鲁吉亚人,是格鲁吉亚财政部副部长。有个美国女孩,是奥巴马2012年总统竞选的新闻秘书,知道自己数学不好,每天学得最勤奋刻苦。另一个美国女孩,西点军校的招生海报就是她的照片。有个美国海军,三十多岁,家里娃一岁大,住在两小时外的另一个州,每天往返四小时,不知道那根筋搭错来读这个硕士,我们都佩服极了,说美国军人不是盖的。
整个项目我混得最熟的是一法国小哥,巴黎综合理工的高材生,大学的的最后一年去贝宁支教,于是就教出毛病来了,想把自己的全部生命都浪费在非洲。小哥常年一种打扮,衬衫、毛衣、牛仔裤。结果有一天西装革履来上课,大家吃了一惊,问他是去参加宴会还是招聘会,他不好意思地说,今天有个我喜欢的教授做talk。
整个项目我最崇拜的是一个印度尼西亚女生。她是印尼富裕华商家庭的女儿,住在华裔聚集的高档社区,那是个华裔的小世界,父母严禁她和其他族裔的孩子玩耍,而她童年最深刻的记忆是1998年的印尼反华暴乱,全家背着包袱逃难,那时她觉得生活在一个充满敌意的国家。直到高中她才认识了印尼其他族裔的孩子,发现他们并非父母口中的魔鬼。高中时她还意外在杂志上看到了这一张照片,雅加达火车站里的流浪儿童席地而睡。这张照片改变她对人生的决定。她没有像姐姐们那样去父亲的公司工作,而是去印尼的AusAID做国际援助。今年春天她去一个AusAID的同事家玩,一个非常温柔的澳大利亚男生,那时候她快要来美国读硕士,而他就要去缅甸仰光开始法律援助的新工作,她发现他枕头边上放着一本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书,Poor Economics: A Radical Rethinking of the Way to Fight Global Poverty。她想,我操,我居然要错过这样的男人。操。
而她现在每个星期上五小时缅甸语课程,为了硕士毕业后能去仰光工作。
第一学期的课表和经济系的博士生差不多,五门课:宏观经济,微观经济,统计,经济发展,案例。作业非常非常多,我本科读工科,都远没有那么累。开学前大家都在嘀咕这样的课表到底和公共政策有什么关系,直到我们做了次统计课的作业。 作业的目的是复习“条件概率”这个基本的统计概念,但作业里却讲了一个墨西哥的扶贫养老金政策,有三种方法来判别符合标准的贫困老年人口,现在要算出一些条件概率,并根据墨西哥的政治、社会、经济、现有的扶贫政策等等写一篇政策备忘录。我想大家在完成这份作业的时候大概都觉得即使有那么多数据和背景知识,这也不过是个模拟案例呀,假的嘛,于是敷衍了事。直到那天上课,老师突然开电脑拨通了Skype,大屏幕上显示出一个微笑的人脸。老师介绍说这是几年前从这个项目毕业的学长,现在在墨西哥政府里工作,作业里的案例正是他一手承办的政策。然后这位墨西哥学长向我们解释政策酝酿时的实际困难:正逢选举年,执政党的选民大都在城市,而这个政策却更倾向于覆盖农村贫困老人,如何说服执政党用一大笔预算通过一个对拉选票无用的政策是一大难题。
下课的时候全班都向Skype那头的墨西哥学长热烈鼓掌。学长说,如果你觉得这才是统计课的正确学法,那你就来对了地方。
有时候我在上课,看着一屋子七十个人,会开始胡思乱想每个同学的私人史,他们从哪里来,为什么来读这个书,然后觉得沉重。光是我左边的南苏丹和右边的伊朗就让我沉重地喘不过气。伊朗不说话,她安静地笑,安静地呼吸,安静地写笔记,安静地整理一个褶子都没有的头巾,而我却想到她迟了三个星期才来报道每天在德黑兰的美国大使馆前等消息,她差点上不了这个学。南苏丹说自己的国家很新有很多问题,他要快点毕业回去建设祖国。我看着南苏丹,想到一百多年前第一批留美的中国人。
星期四的案例课上,教授拿南苏丹开刷,教授说南苏丹都建国两年多了,什么都没变好,再这样下去就是个failed state。大家你一言我一言说应该怎么办,要修路,要搞农业,要搞教育,要搞医疗。南苏丹小哥一声不吭,拳头攥得很紧。教授下课走到南苏丹面前说,你没生气吧,我拿你的国家开刷。南苏丹说,没有没有,怎么会生气。他的拳头攥得很紧。
那个夸奖伊朗姑娘好看的韩国小哥和他老婆都是拿着政府奖学金来读硕士,读完就要回国继续当公务员。韩国小哥常常抱怨,韩国公务员工资低,还一直加班,每个星期工作70小时是常态。我说那要不现在趁读书要一个孩子,稍有空闲,带带孩子。他想想,说有道理。再想想,说这样有风险,他几十年以后要竞选韩国总统,到时候可不想政敌来挑刺说总统候选人的儿子生在美国。
韩国人每次抱怨完韩国公务员苦逼,总是会自我安慰:日本公务员更苦逼,一周工作100小时很正常,收入待遇还更低。来这里读硕士的日本人都一个模样,性别男,已婚,政府资助,三十上下,笑容拘谨,神情维诺。日本同学会有意无意的跟我们提起他爷爷是TOTO卫浴的创始人,也会有意无意地去巴结一个印尼小哥,因为印尼小哥的爷爷是某某某巨头。印度小哥只是付诸一笑,不作解释。看着日本人,我们常说,日本人太顶真,负担太重,这么活着有什么意思。
可是,比日本人负担更重的,是中国人。除了我之外,有两个中国来的男生,一律在咨询公司工作,有三个在美国长大的ABC女孩,之前一律在投行。只有我一个在央行上过班,算是政府背景。主管这项目招生的老太太说,你们中国人怎么都一个样,不是投行就是咨询。我苦笑。项目里有个ABC女孩一路读上来都是哈佛,哈佛的本科,哈佛的商学院,哈佛的政策学校。中国来的男生对我说:像是中国父母幻想出来的完美孩子,挑不出一根刺,从没有经历过叛逆期。父母辛苦一辈子,供一个孩子读一打哈佛学历。
看着之前几年毕业的中国人,觉得心情沉重。他们告诉我相似的故事:在投行咨询做了几年,觉得太无聊太枯燥,想读一个更有意义的硕士。然后读了两年毕业了,大部分人却最后选择回自己原来的公司。问他们为什么回去,回答说:“我老板说我一回花旗就给我升MD。你知道升个MD多不容易吗。”
这种时候我就需要一点正能量,需要一点自我说服,一点中产阶级的自我拯救。最近的正能量是上个星期,有个毕业两年的伊朗学长回学校和大家聊天,毕业之后他在世界银行做索马里的Country Economist,常驻肯尼亚内罗毕。说是Country Economist,他的工作实质是救火队长,在一片混乱的索马里试图让某些事情稍微变得好一点。他和各类人谈判:政治家,NGO,黑帮,海盗……他告诉我们当时为什么选择这份工作:世界上我能做的工作很多,可是我觉得我现在做的这份工作没有比我更适合的人选。出了我们这个项目,你会发现很少再有人同时懂经济、懂援建、能谈判、热爱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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